关于印发《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选编》的通知

各县（市）党委和人民政府，州级各部门，产业园区党工委和管委会：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重要指示精神，持续保持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发挥典型问题警示震慑、教育引导、以案促改作用，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延伸，以重点突破带动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近期，州专项工作机制办收集整理了中央和各地公开通报的部分典型问题，编印形成《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选编》。各级各部门要结合执行落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选编中的典型问题，以案明纪、警钟长鸣，引以为戒、防微杜渐；同时，对照典型问题反躬自省，举一反三抓好整改整治，强化同题共答、源头治理，防止类似问题重复出现。

    附件：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选编

州专项工作机制办

2024年11月5日

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选编

1.贵州省铜仁市德江县盲目决策建设“德江陶缘”农业旅游综合体项目。2016年9月，德江县通过招商引资，计划投资4亿元建设“德江陶缘”农业旅游综合体，并约定分三期给予项目投资方配套资金1.2亿元。2017年3月，德江县在未召开城市规划委员会会议审核、未完善项目用地手续、未办理施工许可证等相关证照情况下仓促开工建设，并未经批准改变土地用途，占用528.7亩土地挖湖造景，建设广场等配套设施。该县在融资4000万元用于首期配套资金后，因与投资方在投资额认定上产生分歧，未兑现剩余配套资金。目前，投资方资金链断裂，在建工程烂尾，已建成项目无法正常运营，资源基本处于闲置状态，配套资金被严重浪费。

2.云南省永善县政务服务管理局在推广应用“一部手机办事通”小程序过程中，下达不切实际的任务指标问题。2022年10月，云南省永善县政务服务管理局为片面追求考核加分，背离上级推广初衷，按照本县户籍人口人均通过“一部手机办事通”小程序办理3件事项的数量，确定了138万件的任务指标，印发文件将指标分解到各乡镇、县直相关部门，要求全县干部职工年度人均办理150件，文件印发两个月内，永善县干部职工通过“一部手机办事通”小程序完成查询、办理、预约类办事138万余件，严重增加基层干部负担。

3.山西省有的市、县层层加码摊派经营主体增长任务。2022年和2023年，山西省运城市新绛县、晋城市沁水县等地方不顾自身实际、违背市场规律，以行政命令方式层层加码下达指标，强行推进经营主体数量倍增任务。有的将指标任务摊派给所辖乡（镇、街道），有的将这项工作纳入对各乡（镇、街道）的考核，实施周通报、月调度、季研判、年考核。在上级强推下，部分乡（镇、街道）为完成任务、应对考核，采取动员、代办等方式，以群众名义注册一些没有实际经营业务的经营主体进行充数，甚至出现一人注册20多个经营主体的情况，有的在年度考核评比结束后，再将一些经营主体注销。

4.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在水土保持核心区搞“挖山造田”。龙岩市长汀县在原重点水土流失区、现水土保持核心区组织实施耕地、山林开发项目，通过劈山、平山“造田”，将地势陡峭、缺少水源、沙化严重的山坡开发成梯田，不顾缺水实际硬造“水田”。在“挖山造田”的带动下，当地连续22年实现耕地占补平衡并经常超额完成指标，但部分新造田块耕种困难、缺水抛荒，有的山林开发项目烂尾、植被破坏，在水土流失治理尚未成功时，可能引起二次水土流失。

5.山东省临沂市费县实行“千分制”甚至“双千分制”“三千分制”考核体系。2018年以来，临沂市费县对乡镇和县直部门单位组织开展了“千分制”甚至“双千分制”“三千分制”综合考核，其中2018年开展党建、经济社会发展“双千分制”考核，2019年还增加重大隐患整治板块，实行“三千分制”考核，其他年份实行“千分制”考核。同时，该县有个别部门、镇街在有的年度对下属单位、所属村（社区）开展过“双千分制”考核。这类考核虽然有区分优劣、激励担当、促进发展的作用，但指标设置客观上存在过多过细、不够科学精准、脱离实际等倾向，还有的考核频率过高，实行月度排名、季度通报，不利于干部树立长远政绩观，加重了基层负担。

6.甘肃省天水市盲目举债上马“有轨电车”项目造成巨大资金浪费。2018年以来，天水市通过PPP模式，规划投融资90亿元建设“有轨电车”一期和二期工程。2020年5月1日，一期工程建成并正式运营。同年11月，二期工程正式开工，并同步实施羲皇大道提升改造工程，计划3年建成。目前，由于资金投入不到位，二期工程实际进度仅过半，“有轨电车”这一“民心”工程成了建也没钱建、拆也不能拆的“闹心”工程。一期工程运营以来，年运载乘客仅约80万人次，收入160万元，年运营成本约4000万元，运营亏空主要来自财政补贴和运营主体自筹。同时，由于未考虑沿线河道蓄水问题，导致一期工程存在潜在地质风险，二期工程及羲皇大道提升改造进展缓慢造成交通拥堵，给群众出行和生产生活造成较大影响。

7.湖北省荆州市松滋市洈水镇有的村干部政务APP、工作群打卡、学习、留痕负担重。湖北荆州松滋市洈水镇有的村干部手机里有5个政务APP、26个工作群，部分政务APP规定了学习时长和学习积分，每天都要花时间用于政务APP打卡、学习，日常工作中疲于回复各类工作群的消息，还有的工作群需要上传各项资料和照片。村里每个月要做一次安全检查，需要去各个小餐馆、小作坊检查并拍照，上传到政务APP或者工作群，还要填表，增加了村干部的负担。

8.安徽省滁州市定远县医保局在学习使用“学习强国”中搞积分排名、通报约谈，引起党员干部抵触情绪。2023年8月，安徽滁州定远县医保局召开“学习强国”分数落后学员集体约谈会，指出该局28名党员干部，只有18人学习情况较好，其他人员学习主动性不强，要求每日学习积分要达到30分以上。该局还在内部工作群通报“学习强国”每周积分排名前6位和后6位学员名单，这种做法给党员干部额外增加了学习负担。

9.广西壮族自治区部分地方耕地提质改造（旱改水）项目组织实施不科学、乱铺摊子留隐患。近年来，广西部分地方过度追求耕地指标交易价格较高的水田指标，不顾缺水实际引入社会资本实施耕地提质改造（旱改水）项目，有的市计划实施总面积28万亩，有的市立项530多个，还有的县将其作为“一号工程”，16家企业同时开工建设，动工面积达8.9万亩。在大规模实施下，部分旱改水项目因后期监管不到位、灌溉水源难以保障等，有的已经复种旱地作物，有的弃耕、弃收、撂荒，甚至个别挖塘养殖，出现“非农化”“非粮化”情况。截至2023年6月，广西有101个旱改水项目被自然资源部标记退回，核减水田指标面积约4.71万亩。同时，由于水田指标快速增加以及指标交易市场降温，造成指标交易难、企业回款慢，有的县发生欠租欠薪欠债等衍生问题。

10.山西省有的市县层层加码摊派经营主体增长任务。2022年和2023年，运城市新绛县、晋城市沁水县等地方不顾自身实际、违背市场规律，以行政命令方式层层加码下达指标，强行推进经营主体数量倍增任务。有的将指标任务摊派给所辖乡镇（街道），有的将这项工作纳入对各乡镇（街道）的考核，实施周通报、月调度、季研判、年考核。在上级强推下，部分乡镇（街道）为完成任务、应对考核，采取动员、代办等方式，以群众名义注册一些没有实际经营业务的经营主体进行充数，甚至出现一人注册20多个经营主体的情况，有的在年度考核评比结束后，再将一些经营主体注销。

11.辽宁省阜新市部分农家书屋缺乏实效。近年来，阜新市投入资金建设农家书屋600余个，这些书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障农民基本文化权益、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巩固基层思想文化阵地的作用，但也存在脱离实际需求、管理维护等配套机制不健全、图书种类偏少以及图书配备的针对性、适用性与农民实际生产生活存在差距等问题。在当前信息化快速发展形势下，农民群众获取信息方式更加多元，书屋实际利用率越来越低，客观上造成资金使用浪费。

12.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在公益活动中设立点赞指标加重基层负担。2023年，齐齐哈尔市在参与“点赞中国城”公益活动期间，市委宣传部下发通知，要求各县（市、区）、各单位定期调度进度，通报点赞数量排名情况，并明确提出各地区参与率不得低于总人口10%的要求。各县（市、区）召开专题部署推动会，层层传导“压力”，有的县区要求“向主要领导汇报数据统计情况”，有的县区提出每个社区每天要完成500个点赞任务。有的学校和医院分别要求教师、学生、家长和医生、护士全员参与，班主任汇总全班“点赞”证书照片打包上传。这种摊派点赞任务的做法引发基层干部群众反感。

13.吉林省长春市教育局违规开展创建示范活动、南关区教育局长期借调教师。2023年，长春市教育局在不具备创建示范活动开展权限情况下，开展“依法治校示范校”创建工作，并将上级单位“两年一创建”的频次加码为“一年一创建”，将上级单位下发的98项评价指标层层分解为179项打分标准，导致有的申报学校准备了约1000项评审材料，给基层学校增加负担。2024年3月，在中央已部署创建示范活动清理优化工作后，长春市教育局仍未及时叫停“依法治校示范校”创建工作。同时，长春市南关区教育局长期从中小学校抽调借用教师，借调教师占全局工作人员比重曾高达60%以上，有的借调时间超过20年。

14.江苏省镇江市扬中市绕道社会组织或国有企业规避审批、摊派费用举办河豚节。2016年至2023年，扬中市未履行报批程序，以扬中市河豚协会或国有企业名义共举办7届河豚节，实际由政府主导，活动方案经市委、市政府会议研究确定，相关党政机关参与主办或协办，共支出费用8400余万元。其中以“社会团体会费”、“广告宣传费”等名义向所属机关事业单位、乡镇（街道）、村（社区）、国有企业等摊派4200余万元，向民营企业、商业银行等单位及个人拉赞助740余万元，承办河豚节的国有企业垫资3400余万元。7届河豚节共举办6场文艺活动，费用主要为摊派或变相摊派的资金。

15.国家管网集团办公室对各部门各单位召开会议缺乏统筹，导致开会多陪会多，干部职工反映比较强烈。据统计，2022年，国家管网集团总部（含部门单位）要求下属企业参加的会议800余次，平均每个工作日超过3次，2023年某下属公司参加集团及各部门各单位会议280余次，平均每个工作日都有会议。2023年9月有关方面指出其“开会多陪会多”问题，此后6个月内会议数量不降反升。会议多陪会多挤占大量工作时间，国家管网集团干部职工对此反映比较强烈。

16.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开展督查检查考核“名合实不合”，随意将发文、开会作为考核指标。慈利县在制定2023年年度督查检查考核计划时，将河湖长制、林长制、田长制、路长制整合为“四长制工作督查”，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各业务牵头部门未按计划统一部署开展，搞“名合实不合”。其中，“路长制”考核将乡镇（街道）、村（居）配套出台农村公路日常养护管理办法、乡村公路管养考核制度、资金管理办法、路长制工作方案，定期召开专题会议等内容作为考核指标；要求开展日常巡查并拍照留痕制作台账；要求乡镇（街道）对村（居）每月配套开展考核并进行通报排名；在年底实地考核时，周日通知乡镇（街道）准备迎考工作，周一就要求提供资料，这些都给基层带来了很大压力。

17.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开展督查检查考核缺乏统筹。2023年，会泽县及其乡镇接受的督查检查考核中，市县两级占93.1%，不少督查检查考核阵仗大、人数多。市、县两级督查检查考核统筹不力，计划执行不严格，备案管理“挂空挡”，近90%的督查检查考核没有纳入计划管理，部门计划填报与实际执行“两张皮”，随意开展、集中扎堆情况较突出，存在同一事项反复督查的情况，给基层造成了较大负担。比如，2023年9月6日，曲靖市总工会、市发改委、市自然资源局、市兽药饲料监察局4个市级部门同时到会泽县开展督查检查考核。曲靖市委政法委全年19次到会泽县督查，县创卫办2个月内7次对同一乡镇进行督导。

18.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市场监督管理局考核过多过频。巴州市场监督管理局23个科室每月分别对各县（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业务工作进行对口考核排名并下发通报，每月填报工作进度排名统计表、打分表多达30份，涉及考核项目29类197项，2023年全年印发转发涉及县市工作进度和业务评比排名类通报67份，高频次复杂考核增加了基层干部的负担。

19.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擅自扩大考核范围，层层加码给乡镇（街道）设置超出其职能范围的指标任务。温州市鹿城区治堵办将上级对其的条线考核变成对乡镇（街道）的面上考核，在温州市要求该区“新增停车位9500个以上”的基础上提出“新增停车位19500个以上”，并设置“城市主干道机动车违法停车行为控制在2辆/公里以内”等指标，将涉及部门职能的一些考核指标转嫁到乡镇（街道），导致基层难以落实。

20.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委政法委考核网格员工作指标设置不科学不合理，简单以工作留痕评价实际工作成效。三亚市吉阳区委政法委通过城市运行管理平台，每月固定对辖区专职网格员的41项工作任务进行量化计分考核，没有根据每个网格的具体情况来设置考核指标，导致考核不精准，不能全面准确反映实际工作情况。比如，对于考核指标中“危楼隐患”、“校园周边巡查”、“铁路护路”等事项，如某个网格内没有危楼、学校和铁路，就无法得分；对于考核指标中“社会治安”、“突发事件”、“重大活动安全”等事项，如网格内没有发生以上情况，也无法得分。此外，考核评分的主要依据是网格员上传到平台的照片或视频，网格员即使完成了工作任务，如果没有照片或视频，也不能得分，简单以工作留痕评价实际工作成效。

21.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爱卫办搞“千分制”考评。今年3月份，银川市爱卫办下发《关于开展银川市2024年健康“细胞”建设的通知》，违规擅自开展健康“细胞”创建活动，并要求基层按照自治区爱卫办2020年下发的《宁夏健康“细胞”建设标准及考评细则》开展创建工作，完善档案资料。该《考评细则》共分为“健康社区”、“健康村”、“健康单位”、“健康企业”、“健康学校”、“健康主题公园”、“健康家庭”7个板块，每个板块考评细则总分值均为1000分，考核指标过细过繁、不切实际。

22.内蒙古自治区计划生育协会等单位层层摊派保险购买任务，增加基层负担。自治区计划生育协会与中国人寿内蒙古分公司联合印发通知，对各盟市计生保险工作覆盖率提出具体要求，将保险购买任务层层分解到各旗县市区、苏木乡镇街道和嘎查村社区，在全区通报任务完成情况，导致一些地区在推进该项工作时“自愿”变“强制”，强行下指标，一些基层干部为完成指标任务只能自己多买。

23.上海市原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制定政策“一刀切”，发文给街镇摊派巡查扫码指标。2023年，原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在开展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专项整治期间，发文要求每个街道每日对3家共享单车运营企业的车辆备案情况开展扫码检查，原则上每家不低于500辆，没有区分投放量少甚至无投放街镇等不同情况，各街镇每日须对至少1500辆共享单车巡查扫码。同时，还通过全市共享单车行业管理工作微信群等，发布各区扫码指标完成情况，搞变相排名通报。专项整治结束后，有些街镇仍在继续开展扫码工作，管理没有形成闭环。

24.四川省岳池县综治中心对乡镇（街道）矛盾纠纷信息录入工作下达任务指标，并对完成情况搞“月通报”。2023年以来，岳池县综治中心为在推广使用“随手调”App工作中出成绩，简单以行政村数量为依据，向27个乡镇（街道）下达使用“随手调”录入矛盾纠纷信息年度任务数，并对任务完成情况搞“月通报”。为完成任务指标，有的乡镇一年需录入矛盾纠纷信息700多条，部分乡镇（街道）在“月通报”压力下甚至出现编造虚假纠纷信息的情况。

25.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每月发布各乡镇和县直各单位微信公众号传播指数榜单，搞积分排名并网络通报。通渭县从2022年10月起，每月以发布数、阅读量、在看量、点赞数等指标，加权计算各乡镇和县直各单位微信公众号的传播指数，进行网络排名通报。部分乡镇和部门由于本地本部门工作信息发布量不足，不得已转发上级党委和政府的通知、信息等工作动态。县级有关部门在调研指导乡镇工作时，重点抽查乡镇干部和村干部微信公众号关注、阅读、点赞、转发等情况，以增加指数、提升名次，给基层干部造成负担。

26.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县强制定位打卡、上传日志，以填写台账的方式进行跟踪管理，加重驻村干部工作负担。该县要求驻村干部每天早晨9点前，在“青海省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信息管理系统APP”上定位打卡，且每日必须上传工作日志，县委组织部通过微信工作群，对定位打卡、上传日志情况进行通报，导致驻村干部疲于应付，影响了工作积极性。驻村干部反映，工作日志内容基本由驻村干部本人填写，这种以填写台账的方式进行跟踪管理，看似加强了与派出单位的联系，实则导致为完成任务不得不应付差事，驻村干部对这种做法有抵触情绪。

27.文山州水务局、富宁县人民政府等单位在百色水利枢纽富宁库区非法网箱养殖问题整改工作中敷衍应付、推诿扯皮，整改工作走形式、打折扣问题。2022年5月，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反馈百色水利枢纽富宁库区存在大量养殖网箱妨碍河道行洪问题。在问题整改中，文山州水务局作风飘浮，将上级的整改督办通知一转了之，未进行跟踪督促指导，且工作推诿扯皮，将应当由水务部门承担的“完成洪水影响评价报告审批”工作转嫁安排州农业农村局指导富宁县完成。富宁县人民政府收到督办函后，层层转办，责任下推，分管领导以批示落实整改，对整改工作不过问、不研究、不推动、不知情。富宁县水务局收到督办函和县人民政府领导批示后，未结合单位职能职责进行研究落实，以县河长办文件将本部门职责范围内的工作转手推诿给农科部门和属地乡镇政府落实。富宁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选择性落实，仅组织动员群众对超出承载面积的网箱进行拆除，同时为完成问题整改销号，弄虚作假，违规打印12本《水域滩涂养殖证》加盖县人民政府公章后提供给县河长办上传销号。2023年3月，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再次指出相关问题。文山州水务局、富宁县人民政府、县水务局继续以文件和批示落实整改，对工作放任自流，未能按要求于2023年主汛期前完成库区主行洪道网箱养殖清理整治工作，对行洪安全造成影响。2023年10月，富宁县人民政府受到通报问责；文山州水务局局长、州河长办主任王宗斌，富宁县副县长卢建国分别受到通报问责,时任文山州水务局副局长、州河长办副主任刘燕，富宁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李曦，富宁县委常委、副县长刘思敏分别受到诫勉问责;富宁县水务局局长、县河长办主任陈东海受到记过处分，富宁县水务局副局长、县河长办副主任吴胜明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富宁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韦胜华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其他相关责任单位和领导干部分别受到相应处理。

28.普洱市西盟县文化和旅游局对违规吃喝问题虚假整改、边改边犯问题。2020年、2021年西盟县审计局审计、县委巡察“回头看”先后3次指出，西盟县文化和旅游局存在公务接待管理不规范、接待无公函、无接待清单问题。县文化和旅游局在3次提交的整改报告中均报告已完成整改。2023年2月县委巡察发现，县文化和旅游局仍未完成巡察、审计反馈公务接待不规范问题整改，并于2020年9月至2022年12月期间新增公务接待不规范费用15.37万元，截至巡察反馈时仍存在公务接待不规范费用共计9.3万元。县文化和旅游局还存在对其他巡察、审计反馈问题敷衍整改、边改边犯问题，时任西盟县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汪华负有主要领导责任。2023年11月，汪华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29.曲靖市、会泽县开展的督查检查考核缺乏统筹。2023年，会泽县及其乡镇接受的“督检考”中，市县两级占93.1%，不少“督检考”阵仗大、人数多。市、县两级“督检考”统筹不力，计划执行不严格，备案管理“挂空挡”，近90%的“督检考”没有纳入计划管理，部门计划填报与实际执行“两张皮”，随意开展、集中扎堆情况较突出，给基层造成了较大负担。比如，2023年9月6日，同时有4个市级部门到会泽开展“督检考”。同一事项反复督查的情况也不少，如某市级部门全年19次到会泽县督查，某县级部门2个月内7次对同一乡镇进行督导。

30.玉溪市澄江市固定资产投资层层加码，部分经济指标失真。2023年，玉溪市向澄江市下达固定资产投资目标100亿元，澄江市发改局将目标调整为160亿元，分解下达到街道（乡镇）、部门，并要求街道（乡镇）、部门把建设规模和内容扩大，倒逼基层以纸面落实、“数字”落实来应付。统计督察抽查发现，一些规上企业工业总产值指标、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完成投资指标失实率高。

31.大理州剑川县向乡镇下放行政职权过多过急，导致基层接不住管不好。2023年11月，剑川县向各乡镇下放有关行政职权，全县8个乡镇中，有3个承接212项事项，其余5个承接210项。由于行政职权放得快、放得多，但资源没有同步下沉，责权能不配套，导致乡镇接不住。县级有关部门对下放事项研究不深入，没有结合不同类型乡镇实际分类评估承接能力，向所有乡镇“一刀切”下放职权，减部门的责任，甩工作给基层；衔接指导不到位，职权下放前没有开展培训，下放后没有对接指导，简单一放了之。县级对乡镇综合执法队伍配备不到位，人员结构不合理，执法监管跟不上。放权赋能没有取得应有的实际效果，一定程度上流于形式，加重了基层负担。

32.团省委以“挂职”名义大量违规借调工作人员。截至2024年5月底，团省委“挂职”人员远超规定数，且基本上未按要求备案。按规定“借调时间一般不得超过6个月”，但团省委明确干部“挂职”时间为1年，期满后还可以“续挂”。按规定不得借调“新录用（聘用）乡镇工作人员未满乡镇最低服务年限5年（含试用期）”的人员，但团省委依然借调。根据工作安排，各级各部门应于5月底前全面完成借调县乡干部和中小学教师清退工作，团省委经多次提醒后，6月中旬才将县乡干部清退，且2023年9月抽调的2名小学教师一直未清退。截至6月25日，团省委仍有大量“挂职”人员，其中，6月中旬又新抽调4人。团省委借调干部范围广、时间长、人员多，“体外循环”情况突出，借调的“干着”、在编的“看着”。

33.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频繁开展节庆表彰活动，增加基层负担。2023年，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开展节庆表彰活动达13场次，经费支出高，这些活动重形式讲排场，动辄要求全省系统参加，一半以上与业务工作无关，并且要求拍摄制作各类风采展示视频，基层员工反映强烈。2023年旺季营销表彰会暨云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成立18周年活动，要求各州（市）办事处、先进行社、先进个人等拍摄各类视频并在活动中进行展示，为准备这些视频，员工被迫耗费大量休息时间。类似情况在其他活动中也普遍存在。

34.大理州统计局“个别科室人员加班、整个单位职工加负”问题。2021年至 2022年7月，州统计局为平衡职工工作强度，在开展统计调查单位联网直报报数期间，脱离工作实际，周末和节假日要求所有科室人员一律加班，出现无工作任务的干部职工陪同加班的情况，职工意见较大。

35.大理州检察院“指尖上的形式主义” 问题。截至2024年5月10日，州检察院保留微信群多达34个，其中单位内部群10个、包含县（市）人员的微信群24个。一是检察院内设机构中有9个部门建有2个及以上微信群，最多的法律政策研究室建有6个微信群。二是对功能相近、重复交叉的微信群不注重整合。如：财务装备部的4个微信群，功能定位均为 “用于安排财务工作”，其中有2个群的成员均为“州院财务装备部人员”；另外2个群的成员均为 “州院财务装备部人员、12县（市）院分管财务副检察长及财务人员”。

36.大理州云龙县宝丰乡“会议多” 问题。云龙县宝丰乡党委会议事决策不严肃、随意性大，开会多、落实少，存在党委会随意扩大、过于频繁的情况。2021年1月份共召开11次党委扩大会议，甚至连续3天召开党委扩大会议；2023年1月16日召开党委会，仅为安排本周日常工作，无其他议题。

37.香格里拉市城区部分公厕建而不用，成为摆设。香格里拉市桑那河公园建有3个公厕，其中2个未开放使用。香巴拉公园靠近南停车场公厕共有12个坑位，7个锁死（包含2个无障碍卫生间)。靠近滨河南路公厕12个坑位，6个锁死。建塘镇垃圾中转站公厕（昌都路）共有16个坑位，5 个锁死。类似问题城区其他地方不同程度存在。公厕是城市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城市文明形象的窗口之一，公厕建而不用，不能有效解决如厕难的问题，群众意见较大。

38.德钦县野生动物责任保险和农业保险理赔慢、理赔难。德钦县群众普遍反映，在野生动物责任保险和农业保险理赔过程中，存在现场查勘迟缓、手续繁琐、理赔周期长、理赔成功率不高、群众对理赔标准和程序不太清楚等问题。如：奔子镇玉杰村村民阿某某，于2023年8月18日进山采摘松茸时被熊咬伤，先后到州医院、昆明红会医院住院治疗，医疗支出1万余元。镇、村两级先后于2023年8月、2024年4月两次递交理赔材料，经多次沟通，至今仍未得到赔付；2023年5月，燕门乡茨中村20余户农户农作物受强降雨天气影响，造成40余亩农作物受损。经农户多次反映，保险公司均未实地指导村民办理业务和核实问题，以材料不全、程序不合为由不予理赔。据了解，德钦县各乡镇均不同程度存在上述保险理赔难的问题，群众反映较突出。

39.维西县社会事务进学校缺乏统筹，加重教师和家长负担。维西县幼儿园存在社会事务随意进入校园的问题，频繁要求在班级、学生和家长中宣传推送非法集资、禁烟劝导、爱路护路、防诈宣传、防灾减实、森林防火、交通安全、爱国卫生等社会事务信息，动辄要求转发链接给家长观看，并截图上传到家长群。据不完全统计，2024年以来，维西县幼儿园要求师生及家长推送宣传的社会事务信息达16类以上。重留痕轻实效、重形式轻效果等形式主义问题向学校蔓延，加重了教师及家长负担。

40.临沧碧桂园小区空气能热水器噪音扰民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2022年2月，群众反映碧桂园小区空气能热水器噪音扰民，临沧高新区管委会规划建设局接到信访问题后，要求“碧桂园建投公司、物业公司认真整改”，在未解决噪音扰民问题的情况下，安排工作人员以电话方式简单答复信访人“已进行督促”。之后近8个月时间整改就没了下文，把安排企业整改视为完成整改，把已经介入督促的答复视为问题办结，导致问题整改长期挂号；2022年7月至8月，市生态环境局临翔分局再次收到碧桂园小区空气能热水器噪音扰民问题网络举报投诉，本应认真落实行业监管责任、第一时间开展调查核实，但在未开展调查核实的情况下就简单判定该噪音为 “社会生活噪声”，致使群众反复投诉、一再上访，2023年2月上级再次督办此问题，有关单位才完成碧桂园小区空气能热水器噪音扰民问题整改工作，造成不良影响。